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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的彩墨当代
By Isabel He print


艺术家朱伟的新工作室位于北京朝阳区CBD中心地带。这间面积接近300平,层高5.6米的LOFT工作室高大宽敞。白色墙壁,白色楼梯,抛光的灰色水泥地面,巨大的玻璃窗以及散落角落的绿色盆景植物让整个空间现代简约,看上去更像是属于某个时尚的服装设计师或建筑设计师,而非眼前这位用传统宣纸和毛笔画了二十几年水墨的光头中年男人。

“我喜欢摇滚乐,本来最想做音乐家,”这位曾与香港万玉堂画廊签约12年,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展览20余次的中国艺术家,42岁的朱伟如今坐在电脑桌旁,仍有些固执地认为他选错了人生道路。“画画算什么事儿,”他继续小声嘟囔着,顺手打开电脑音乐播放器开关。“画水墨画,在纸上画画,更总觉得不是正经事”,他说。

然而进门墙上悬挂的大幅四连张彩墨版画《新二刻拍案惊奇》,客厅拐角处2米高的铜铸雕塑以及长桌上方那张著名的邓小平画像都在暗示我们不要忽视主人的真实身份。1997年至2006年间他的水墨作品曾4次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英语文章中他的名字也经常和张晓刚、方力钧等排在一起,被国外媒体公称为中国当代艺术代表艺术家。

作为一个坚持本土绘画样式的水墨改良和革新者,朱伟身上没有中国当代艺术大牌明星的光环。二十年来,习惯对各种“西化”先锋艺术形式品头论足的艺术评论家们甚至对其当代艺术身份的确认也一直含混不请。不过这些“挫折”并不妨碍朱伟的作品在14年前就深受国外藏家们的青睐,莫奈家族收藏了他的第一张作品《北京故事》,IBM公司在曼哈顿的IBM大厦大堂中将他的雕塑《中国中国》放在安迪.沃霍尔的版画旁。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亚历山大 A. 塞诺在2005年专访报道中就干脆地称呼他为“中国最能赚钱的年轻艺术家之一”。如今他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展览20余次,单张作品售价已超过5万欧元。

这位16岁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国画的艺术家用传统水墨画方式创作了标志性的大脑袋漫画人物形象。画作中人物穿着军装和中山装身处于节日的花丛或插满红旗的会场,表情木讷、眼神游离。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熟悉的政治波谱手法与方力钧、岳敏君等人的画作风格相似。中国当代艺术圈一直对众多大头形象与政治批判风格作品的灵感起源问题十分敏感。 作为一个与圈内艺术家私交甚少的孤独者,朱伟更不喜欢被人与任何当代艺术流派或绘画风格扯到一起。“我从1992年就开始做这个。我以前对当代艺术并不关心,也从来不看什么展览。”朱伟直言,“直到96、97年才知道八五新潮运动、后89政治波谱,我以前只关心崔健、张艺谋。”

“我画的就是我的生活。”朱伟向我们解释,“你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看报纸、看电视,你就会返现我画的全是那里头的东西。”

对于一个1966年(文革开始时期)出生于军人家庭的孩子而言,红旗、红领巾、红五星、大字报标语、军人游行、部队开会……这些普通人眼中的“政治生活”几乎从童年起就充斥于朱伟生活的全部。入伍十年,负责写美术字、出黑板报的文艺兵生涯让朱伟对狂热社会主义革命与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体验更加深刻。虽然严肃压抑的军旅生活与水墨工笔画苛刻单调的技巧练习与艺术家性格中的自由反叛并不协调,但长时间的自律性生活却促使朱伟在精神世界中开辟出更多的“白日梦”空间。
这些独特成长环境与个人生活体验日后都以诙谐、讽刺的手法重现、还原于他的水墨作品中。“我当过兵,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经历特别了解。我把他们当成人来画,觉得特别亲切。”朱伟说。所有的造型、色彩都来源于生活,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身边熟悉的军人和官员形象,时常出现的还有那些令人头晕脑胀的冗长会议。

著名的《乌托邦》系列(2005)用超过50幅的画作详尽描摹刻画了这些会议场景:巨大的红色旗帜和挪用于古典水墨画中的繁花装饰让会议现场凸现出荒诞的现代宫廷气氛。顶着大脑袋的官员们貌似恭敬地威襟正坐,实则个个百无聊赖。有人双眼眯缝陷入冥想,有人闭幕养神打起了瞌睡,还有人正用钢笔认真记录着什么,但目光却聚焦莫名处。

深受传统艺术影响的朱伟信手拈来中国水墨画“寄情于山水花鸟”的暗喻方式,将明末著名画家八大山人画“白眼”鱼鸟的手法挪用于人物肖像之中。“朱伟笔下的人物”,故宫博物院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与美学博士Alfreda Murck女士在文章中强调,“那些人物不是用身体语言,而是他们的眼睛暴露了他们的感情。尽管这些人中的一些看起来踌躇满志,或是顺从忍耐,有些人则警觉而机敏,但是,其它人还是得听天由命、愁眉苦脸、怨气冲冲。”

1991年,25岁的朱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深造。思想活跃的学院气氛让朱伟接触到大量西方电影和摇滚音乐,“以前学校画室的楼上是舞蹈房和练唱室,”他有些自卑地回忆起校园时光,“画画是最沉默的事,我总觉得美术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你看摇滚音乐会台下有多少人对着你振臂高呼。”

与中国摇滚乐教父崔健的友谊一度成为他创作初期灵感,大量画作的名称、画面题款都截取于崔健摇滚乐专辑中的歌词。迄今为止朱伟都十分得意95年他为崔健制作的19X10米巨型舞台幕布。这件作品伴随着崔健的乐队去美国等地巡演,后来还参加了罗马美术馆“世界摇滚乐五十年回顾”展览。朱伟从小说、戏剧、摇滚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中汲取素材,流行文化的注入让他的画作更加具有当代气息。“他所借之‘题’和他所作之‘画’并没有直接关系”,艺评家贾方舟曾说,“这(意识借用)反映了朱伟在作画过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现存世界的‘突破口’。”

电影也为朱伟提供了独特的绘画视角。“许多朱伟画作的取景让人联想起电影摄影或一个封闭的群屏幕;有些构图则与故事板类似,或像是电影场景。”Alfreda Murck女士说。作为冷静而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者,朱伟总是带着夸张与嘲讽揶揄的口吻用自己的系列画作浓墨重彩地叙述某种寓言故事。

得益于中国宋代宫廷画技法细密、色彩富丽的艺术风格,朱伟笔下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戏曲舞台感。为了能让画面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面貌,朱伟大胆地对传统媒介进行改造。他喜好用有栅格的地砖或地毯背面做底垫,将特制的宣纸摊开以棕黄色颜料上色,晒干后再进一步水洗出褪色做旧效果。为的是刷色时能让颜料自然地在画面上形成迷人的斑驳皲裂。这些独辟蹊径的做法让人更加迷惑于眼前的图像 —— 这是最近发生的故事还是年代久远的历史?

在近两年的《报春图》系列中,各种奇怪的印章也成了叙述的一部分。中文 “鉴赏朱伟真迹”、“十有八九”、“朱伟水墨画宝”、“与时俱进”、 英文的朱伟本人网站网址 “www.zhuweiartden.com”等等17种不同书法字体,不同语言的印章时常组合出现在画面左右边界处,一半显露,一半消失于边缘。人届中年偶尔依然"愤青"的艺术家仿佛在微笑:“嘿,你得自己猜猜看不到的那半边是什么。”

“有些主意平面解决不了,才用了三维。”谈及他正在进行的雕塑创作,朱伟耸了耸肩。从绘画扩展到雕塑,艺术家似乎想要打破某些局限,“早年画过单色的作品,觉得不好看。后来改成雕塑效果真的很好。”第一组雕塑作品《中国,中国》是两个身材肥胖,面孔模糊的中山装男人,他们保持着可笑的前倾站立姿势,看上去恭敬而谄媚。而眼下第二组雕塑作品《中国,中国2号》中,中山装男人们已俯身跪倒在地。也许艺术家需要发泄对于某种盲从而屈服的愤怒。“现在世界已经够乱,表现眼前的事情已经足够。”他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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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春图12号,2008, 120 x 160 cm

乌托邦55号, 2005, 120 x 103 cm

广场9号, 1995, 192 x 193 cm

梦游者的日记24号, 1998, 43 x 90 cm

节日4号, 1998, 132 x 131 cm

拍案惊奇9号, 1994

雨夜跑马3号,1997, 66 x 66 cm

木刻10号, 2003年, 130 x 9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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